浅谈西山畴祭遗迹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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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远古时代诸民族共同的仪式行为，借由祭祀活动，向上天、万物或祖先，表达内心欲求，宣示合法统治，祈求国家的安定。畴祭是对天神的祭祀，这一祭祀方式在秦时非常盛行，从秦襄公立西畴到秦献公立畦畴，这种祭祀活动持续了四百余年，甚至还延续到西汉时期。

关于秦、西汉畴祭方面的研究，近年有较多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多从文献方面出发，对畴祭的认识虽然较古人有一定的进步，但是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一例遗址发现，因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仍有点“纸上谈兵”味道。而年对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疑为畴祭的遗迹，为研究秦襄公设立的西畴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

西山遗址就是年调查简报里的雷神庙遗址，它是年礼县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发现的，三个秦人早期历史文化活动中心区之一“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中心聚落西汉水北岸的中心遗迹，位于礼县县城西的“西山”台地上。在台地前(东北)燕河与西汉水交汇并向西南流去。台地北侧濒临刘家沟，与莺亭山相望。遗址的面积据调查有5万平方米，但是根据年的发掘和调查看，遗址的面积要大于5万平方米，目前发现的遗迹有大段夯土城墙、带排水管道的夯土基址、多处夯土建筑与房址、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秦铜器墓，这些都显示了西山遗址的重要性。

同时遗址对面的莺亭山汉代祭祀遗址、半山腰上东西对称的夯土台址、带车马坑的高等级墓葬的存在，它们与西山遗址虽然隔一季节性河流(刘沟河)，但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应该属于一个大的聚落遗址功能不同的分区。它在探寻秦早期都邑、早期秦文化的文化面貌上，具有重要作用。其中IV区的T，T，T，T内的夯土台及其上的K-与K，IVT夯土台以西的K，对照有关畴的记载，我们认为上述这些遗迹与畴祭有关。另外位于IVT的K，IVT内的K，也可能是畴祭的遗留。

文献多有关于畴的记载。《说文》:“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段注云:“谓祭天帝五帝者，立基址于此而祭之地也……秦时谓五帝即天地”，这是东汉五行说盛行后的理解。其实“畴”原为畴立之义，民间于田中立石以祭新申，后来统治者也将其所立的祭祀之处称为“畴”。《史记·封禅书》记战国至秦时齐地祭了讲申的天主:“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畴”，此畴为山间平地，则民间祭天主之地称为田岁，所以“早期畴祭应为农民祈祷上天保佑的祭典”。但在秦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畴祭开始成为对天上神灵的祭祀，《史记索隐》谓:“田寺，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

清代王绮《说文句读》:“畴者，祭天地、五帝之地也，田寺者止也，其制坛而不屋，但有基址，故谓之畴”。《汉书·瓣巳志》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说:“此即《礼经》之郊兆，小宗伯职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这就是说，秦祭天所用的“畴”，大约相当于周天子祭天的“郊兆”。畴祭逐渐摆脱了原始的农业祭祀性质，而主要发展为一种神灵祭祀。史料中西畴和畦畴祭坛的资料，可以帮助了解早期畴坛的制度。《史记·封禅书》〔集解〕言“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畴各一土封。仁索隐曰:‘《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畴，坪如菜畦，畴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畴”。

这些记载都说，田寺犹如种(韭)菜的畦，田寺(畦)中有土堆，所以将其称为畴。诸畴多以所在地或其方位命名，如西畴、上畴、下畴、北畴等，而畦畴命名却是因其形状。《史记·高祖本纪》“吾子，白帝子也，今为赤帝子斩之”句，《索引》引《太康地理志》云:“畴在栋阳故城内。其畴如畦，故曰畦畴。”因为形如种菜之畦，所以称为“畦畴”。研究者根据这些汉代文献的记载，都得出各畴的形状大体相同:如“秦献公所建畦畴与秦襄公的西畴形状竟如此相同，由此，刻门可以肯定其它畴坛的形状与西畴和畦畴的形状应该大体相同，皆为种菜的畦的样子，是祈求农业丰收的祭祀”，“畦畴形制如此，秦所作其它五畴或许也当如此”。

而田亚岐先生则认为“畴是由宫殿建筑物和土坛组成，土坛周围必须有一块比较平整的祭祀场地。除西略可能简陋之外，其它各畴的规格结构估计差不多”，后代寺院的布局形式应是探讨秦汉畴的结构的参照。由于襄公立国时间较短，国力的差别，西畴与后代为了平时保护和维修，以及为帝王前来祭祀时的大批随从人员提供食宿的一系列宫室建筑的规模应该有较大的区别，但作为畴祭场所的祭坛，大体形式则是基本相同的。

西山遗址年上半年发掘的祭字巴遗址，从其形式到内涵，都比较符合文献所载的畴。从其位置上看，符合“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位置；祭祀遗迹位于人工夯筑土台上，符合“积土为坛”的形式;祭祀坑内的用牲种类符合秦畴祭时的用牲种类。其中K-K东西向并列的4座马坑的形状，为我们理解文献“韭畦”、“菜畦”的形式，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4座马坑南北一线排列，整齐划一，形如种植韭或菜的田块，每坑之间以较窄的隔梁分开，此或即《汉旧仪》所谓的“坍”，“韭畦”都是描述畴内各祭祀坑的布局形式，而不是一般理解的畴由“由多个矮墙围起来的土堆(台)组成”珊。至于“畦各一土封”所指是每个祭祀坑上有独立的土堆还是所指其它，因发掘时蔚巳坑的上部己经被后代扰动而晴况不祥。

西山遗址畴祭遗迹表明，这些形似“韭畦”的缴巳马坑位于人工夯筑的土台之上。这就是文献所谓的“坛”，《说文解字》“坛，祭坛场也。”段注:“《祭法》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埠师古曰筑上为坛，除地为场。即场也，为场而后坛之，坛之前又必除地为场，以为祭神道，故坛场必连言之”。虽然从发掘现状来看，西山畴祭遗迹的现存平面不符合规则的圆形祭坛，但是其人工夯筑的土台符合“筑土为坛”的形式，当然它的形状也可能与后期人为的破坏有关。

《周礼·秋官司寇》:“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宫旁一门”。此处的“三成”是否也可指夯筑坛台所用的三层颜色有别的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我国原始先民就已用祭坛的形式祭祀天神，原始祭坛都是露天的，有土筑的、石块叠加的和土石混合的三种形式。祭坛随原始宗教而产生，有的祭坛已初具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辽宁喀左县的东山嘴祭坛、建平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宗教礼仪性建筑、浙江的赵陵山遗址、浙江余杭瑶山祭坛、上海市福泉山祭坛的遗迹，都有举行过祭天仪式的遗存。进入阶级社会后，坛这种祭祀形式一直延续，并有发展。

商代早、中、晚三期的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殷墟的都城内或附近都发现了祭祀遗址，遗址内有祭坛一类的遗迹存在。江西清江吴城遗址中心宗教祭祀区内的祭祀广场中部也有用烧土铺垫的半月形祭台。周代的祭坛也还是十分简陋的。文王所作灵台即祭台“不日成之”的灵台可以看作是早期神庙的雏型。《尚书·金滕》有周公“为三坛同埠”、《周礼·司仪》曰:“为坛三成”、《仪礼·勤礼》云:“播柴于泰坛，祭天也”。到汉代设立的泰畴己成为结构复杂的坛台形式。可见，坛的祭祀形式一直是先秦时期重要祭祀的主要场所之一，《史记》和《汉书》所记，秦汉时期多数祭天的场所是筑土为坛的，秦从立国直到西汉初年流行的畴祭也就采取这种方式。

至于西山遗址发现的K，K等其它祭祀坑，则不是在夯土构筑的坛上，而是在地面上掩埋。由于K-这一组畴祭遗迹的认定，与它们距离较远的K与K应该与其无关，.同时二坑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它们亦应是是另外一次或一次以上祭祀的遗留，反映了畴祭随着历史、政治中心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祭祀方式、用牲数量、种类上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在祭祀时“除地为埠”，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据文献，祭天的圆丘在周代应该是自然的土丘，而非人工堆筑的，这种祭祀方式可能更符合“报本反始”的目的。祭祀不在坛上，只须扫地来行礼:“扫地而祭，于其质而已也。”平地略加扫除，便成为祭礼场所，亦称为“埠”。

这种质朴的祭礼源于原始社会。到周代，随着宗教的政治化，祭祀场所由简到繁。但是《礼记·礼器》说:“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也就是说，最尊重的祭礼不用封土作坛，只须扫地而祭。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说明秦畴祭方式的灵活性，既有隆重的“筑土为坛”的形式，又有“除地为璋”的形式。西山遗址的一部分就是秦人祭天的场所，亦就有可能是历史上“西畴”的所在地或其中之一部分。